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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之十五:《我的大学生活》

时间:2019-02-10来源:互联网 作者:编辑 点击:
赵忠心家庭教育 个人中心 | | 旋转 | 删除 跟儿子一家到京郊的百里长廊游览。[编辑] 《我的大学生活》 赵忠心 不用说上大学,我家祖祖辈辈务农,就连中小学,也没有人上过。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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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儿子一家到京郊的百里长廊游览。[编辑]

《我的大学生活》

赵忠心

不用说上大学,我家祖祖辈辈务农,就连中小学,也没有人上过。我是我家世世代代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在我们上千户的大村子里也是独一无二的,空前的。我由衷地高兴,感到无比自豪。

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是生活在农村。就是上中学,也是在距离老家七十多里地以外的一个县城——河北安国一中。现在,我到了大城市,到了全国人民都向往的首都北京,这简直是“一步登天”了。

就如古代《神童诗》里所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我的人生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刚入学就想家

1960年9月1日来学校报到。晚上到达学校以后,教育系负责接待的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对我们这些新生倒是都很热情。但进入学生宿舍,个个都是新面孔,互不相识,这使我有点儿紧张,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刚入学时,我们是八个同学一个宿舍。那个时候,都是穷学生,谁也没有多少行李。不像现在的大学生,不论贫富,也不论是城市还农村来的,谁的行李也不少,上个大学大包小包的,全家人背着、扛着护送到学校,就像是举家搬迁。

后来,我们一个宿舍住6个人,就感到宽松多了。

那个年代,同学们都很单纯、朴实、厚道,同宿舍的同学关系不错,互相尊重、爱护,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很快就处得像兄弟,从未发生过什么矛盾和冲突,更没有发生谁排挤谁,谁欺负谁的现象。

在班里,我是年龄最小的,是小弟弟。因为我高中只上了两年就考上了大学。大家都很爱护我,没有人欺负过我。上小学、中学时都有人恃强凌弱,仗势欺负过我。我父亲早逝,没有依靠,身体孱弱,个子瘦小,胆子也小,我无力跟他们抗衡,只好逆来顺受,忍耐,忍气吞声。

有文化素养跟没文化素养就是不一样。我觉得还是大学校园这个生态环境好。

我们同一宿舍的同学相互认识以后,都觉得还是很亲切的。但我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举目无亲,躺在床上就想家,想我的爷爷、奶奶、母亲、妹妹、弟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上大学之前,都是住平房,从来没有住过楼房,觉得很新鲜。宿舍是双层床,我年龄小,身子轻便,就主动住在了床的上层。

床倒是很舒服,可第一个离开家的晚上,我失眠了。睁着眼睛看着雪白的天花板,翻过来,倒过去,怎么也睡不着。困得实在不行了,熬不住了,就在昏昏入睡的时候,只听别的宿舍的关门声,那是有同学起床了。“砰砰”的响声,震得我心烦意乱。你越是睡不着,它就越响,闹得我心里烦透了。好不容易,快到天亮的时候,我才眯眯乎乎地睡了一会儿。

误报“学前教育专业”

入校的第二天早晨,我早早起床,洗把脸,先到校园里转转,四处浏览一下。

我四处张望,目不暇给,看着哪儿哪儿都觉得新鲜。校园里到处都是高楼,甬道的两旁林荫茂密,还栽种了好多花,鲜花盛开,五颜六色,繁花似锦,学校就像个大公园。

拥有两个四百米跑道的大大的操场,一眼都望不到边,操场上老同学都在锻炼身体,跑步的,打篮球的,踢足球的,玩单双杠的……个个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热气腾腾,充满青春活力。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好大啊!我读书的中学是在县城,本来就觉得不小了,这大学要比十个中学还要大!

从今天起,我要在这所大公园似的学校里生活、学习五年,简直就像做梦一样。事实上,我已经真的进入梦境了,过去的美梦,今天终于变成现实了。

我们教育系有三个专业:一个是心理专业,一个是学前教育专业,一个是学校教育专业。前两个专业的学制是四年,唯有学校教育专业学制为五年。我报了学校教育专业。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叫什么?忘记了。哦,想起来了,叫吴庚,是一位大眼睛、很漂亮、和蔼可亲的年轻老师,就像我们同学的大姐姐。

入校之前,还没有分配专业。入学后,分专业的时候,老师要同学们自己填报志愿,我喜欢小孩子,想毕业之后到幼儿园当个教师,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填报了“学前专业”几个大字。

老师发现之后,微笑着告诉我说:“学前专业”是专招女生,是清一色的女生,人家是“娘子军”,从来没有男生进入那个专业,男生不能报学前专业。

我一个大男生填报学前专业,企图挤进“娘子军”队伍的事,一下子在年级里成了大家传说的笑话。全系同学上公共课的时候,学前专业的女生都拿我起哄,闹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是班里的“小弟弟”

我们学校教育专业这个新生班共34个学生,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外,还有一些“调干生”,也就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干部被保送上大学的。我们班有四五个调干生,我们的上一届更多,一个班有二三十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占少数,调干生占大多数。

我们班这些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年龄,一般在20岁以上,那些“调干生”年龄就很大了,有的30多岁,有的都快到40岁了。调干生都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孩子小的上小学,如来自天津法院系统的田玉才,入学时就有了一个小儿子田苗;我们同宿舍的刘连枝,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孩子大的都上中学了。来自四川的、我们班所有人的大姐黎元锦,已经是名符其实的中年妇女,她的女儿已经是高中学生了,比我小不了几岁。

同学中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年龄比我们一般同学也大一些,在上中等师范时就结婚了,如来自湖南的女生何凤娇,她的丈夫是她上中等师范学校的老师。

我们班还有三个维吾尔族的学生,一个叫阿布力孜,乌鲁木齐的;一个叫买买提。艾则孜的,是喀什的;还有一个是女生,叫莎尼亚,伊利那边的。他们是在民族学院学好汉语后转过来的。维吾尔族的男生都是高鼻梁深眼窝,满脸黑乎乎的大胡子,弄不清他们的年龄究竟有多大,问他们也不说,年龄保密是维族的习俗?不得而知。相处五年,一直到毕业还是个迷。毕业分手五十年后,去年暑假我到新疆讲学,在乌鲁木齐见到我大学的室友阿布力孜,才知道他是1939年生人,比我大两岁,是我的大哥。

我进入大学时是19岁,在我们班里,甚至在我们系的整个年级,我都是年龄最小的,只有我一个人的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小弟弟”。

“大学者,大师也”

大学的课程开设得很多,算起来,五年内总共有十八门必修课程,还有选修课。上课使用的教科书,除了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使用的是中国的,其他的专业课程基本上都是前苏联的教材。整个是“全盘苏化”。

我学习很用功,刻苦努力,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动力。脑子又好使,几乎所有课程都学得很好,每次考试都是4分或5分。只有外语(俄语)学得不是太好,因为在中学基础没有打好,信心也不足,有点儿放任自己。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能得3、4分,及格就足够了。

每个学期末了,都要进行期末考试。每学期末考试三门课程,年年如此。我们的考试是很紧张的,大家都拼命争取好的分数。

我当然也不例外,每次期末复习时,我经常开夜车。把人都累瘦了,考试结束,每次都要掉下十来斤体重;放假回家休养生息,休息一个月,体重又渐渐恢复起来。年年这样循环往复。

所谓“复习”,说白了,就是背讲义。我们编了一个顺口溜:“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复习背笔记,考完丢笔记。”考试一结束,就把学的东西,圆封不动地一股脑儿地还给了老师,一点儿也不留。

尽管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的学习还是没有放松,每学期考试我的成就都保持在全班同学的前五名。

在大学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中文写作课程,是由中文系的一位瘦瘦的女老师给我们班上课。她教得很好,我也最喜欢这门课。在课上,经常进行写作练习,我很喜欢这门课,喜欢写作文。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怀念我爷爷的文章,老师看了,很是赏识,也很感动。在课堂上,老师要我当全班同学的面朗读我的文章,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教育系开设的课,几乎门门我都喜欢。特别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儿童心理学,这都是主要的专业课。教我们《中国古代教育史》的老师是毛礼锐教授,这教材是毛先生撰写的,是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儿童心理学》是由朱智贤教授教,教材也是他编写的,也是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

我终于明白了,学校之所以称之为“大学”,不仅仅是因为学校校园面积大,也不是因为学校有大楼,藏书丰富。而根本原因是学校有“大师”,“大学者,大师也。”学校有在学问上造诣很深,为学术界所尊崇的知名教师。

我们的授课老师编写的教材作为全国高校通用文科教材,充分表明我们的授课老师是全国高校一流的教师,非常钦佩这些老师。编写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的老师亲自给我们上课,我们学生感到非常幸运,自豪。

同时,我也受到极大的鼓舞。心想,将来我要是能像我的老师这样,当个大学老师,也能编写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那该有多好。

我没有食言,我真的撰写出《家庭教育学》,被教育部先后指定为全国中小学教师进修教材和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

除了学好必修课以外,我在课余时间,读了很多的课外书。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理想、追求,对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什么设计;但觉得艺不压身啊,多读点儿书终究是不吃亏的,迟早总会有用处。

学校的图书馆与学校的办公大楼遥遥相对,也是一座八层高的大楼,很大,藏书很多很多。哦,我明白了,为什么叫“大学”,不仅仅是因为校园的面积大,更因为这学校的学问大,才称之为“大学”!

图书馆各个学科的书都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那真是知识的海洋啊!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图书馆,也没见过那么多的图书,图书馆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一座知识的“宝库”,一直在吸引着我。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就得要勤学,就得要苦读。

我经常到图书馆上自习,那里环境好,读书学习氛围浓厚,不好好读书都感到不好意思。平时没课的时候,总去开架书库浏览,就是看看图书的名字,就是翻翻图书目录,也有收获。

由于我经常借书,爱惜图书,书保护得好,守信用,能按时还书,图书馆的老师们都认识我。不管我要借什么书,不管有多么难找,他们都不辞辛苦,到有八层高的书库寻找。我很感谢他们。

围绕着学的专业课,借阅了很多有关的图书。除此以外,还读了很多教育专业以外的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都涉猎过,就连《圣经》我都仔细地读过。

图书馆有很多书自上架以后,从来没有人借阅过,图书后边的借阅者栏目中只有我“赵忠心”一个读者的名字。就这样,大大地开阔了我知识眼界,无意中做了深厚的知识积累。

大学时代读过的书,虽然并没有记住多少内容,但我毕竟接触过,那些书里都有什么内容,还是留下了印象。后来,我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需要查资料,我至少知道到哪里去查阅。就如《学记》中所说,能做到“左右逢源”,其本义就是思考到了哪里,都能遇到知识的源泉。

由于大学时代读书多,接触书的面很广,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对我现在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好处。三十多年的理论研究生涯中,我发表了三千篇文章,出版了五十多种书,一些年轻人很惊讶,说:“赵老师,您怎么写东西那么快,那么多呀?”

我说,这跟我在大学时代的知识积累有直接的关系。做学问,要渐渐积累知识,不能搞突击,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苏轼曾经说过:“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做学问是一个“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过程,临时抱佛脚搞突击不成。

就是说,读书不能太功利,要把眼光放长远,尽量多积累,做充分准备,才能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免得到时候为“书到用时方恨少”而遗憾。

到大学继续挨饿

上大学期间,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只有母亲一过冬的个妇女参加劳动,挣工分,我家的生活很困难。学校给我发了助学金,还发给了我一件过冬的棉袄,要不我很难度过寒冷的冬天。

上大学期间,正是我们国家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城市里的居民,口粮是定量供应的。不同的学生粮食定量不一样,比如男生就比女生的口粮定量要多几斤。男生一般是30斤,女生是25斤左右。

那时,不只是口粮少,还没有新鲜蔬菜,经常吃从外地运到北京的腌菜。那腌菜很脏,泥沙很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腌制的,就像垃圾一样。同学们经常要被叫到食堂用搓板揉搓、洗涮,要用自来水冲洗很多遍才能食用。学校的伙食清淡得很,很少能有肉吃,肚子里没有油水,根本吃不饱。

在学校食堂用餐不是直接使用粮票,而是每个学生发一个用餐卡,上边印上学生的口粮定量,吃几两就由食堂卖饭的大师傅给划几两。

绝大多数同学还是经得住了肌饿的严峻考验的,规规矩矩地使用自己的饭卡。但也有经不住考验的学生,有的偷窃别人的用餐卡,有的擅自涂改自己的用餐卡。就因为这个原因,有的学生受到了学校的处分,极个别的被开除学籍。民间有“为嘴伤身”的说法。为了嘴,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很可惜。

在大学期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又是班里的文体班长,喜欢文艺和体育运动,几乎每天早晨都要进行长跑,下午要打篮球,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坚持锻炼,就是冬天下了大雪也不间断,消耗热量很大。

人们不是都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那点儿粮食根本不够吃,肚子经常处于肌饿状态。每天最盼望的事就是吃饭,一下课,同学们就跟一群饿狼似的,迫不及待地奔向学生食堂。

因饥饿而浮肿

有时候饿得实在是钉不住了,就想买一点吃的零食。我家里穷,哪里有零花钱呢?要买零食,也买不起价钱贵的。

有一次,我和我的同班同学靳希彬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俩人就到学校东北角的学联社,花了一毛钱买了一书包的西红柿,怎么也得七八斤吧。那时候的钱很毛,东西不值钱,便宜得很。我们两个人,没有回到宿舍,就在学校四合院外西楼的西侧,席地而坐,连洗都没有来得及洗,在衣服上擦一撒就狼吞虎咽,一口气把整整一书包的西红柿吃光了。

就是这样,我们许多同学都浮肿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感觉就是无精打采,浑身无力,那腿上、脸上用手一摁一个坑。根据学校的规定,凡是浮肿的学生,都免了体育课,让我们每天就像女人“坐月子”那样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

在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学生的伙食标准,每月是11元多。自然灾害过后,国家给我们大学生的伙食涨了,每月14元多。那个时候就不算少了,还能三天两头吃上点儿肉。学生都心满意足。真是知足者常乐啊!

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家。为的看看我的爷爷、奶奶和母亲,时间长了不见,我很想念他们,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同时,我也是要回家帮母亲干些活计。平时我在学校,不能帮母亲的忙,全靠她一个妇道人家干活,够辛苦的了。我心疼我的娘,放假回家,能帮她一点是一点的。

当时的火车票的价钱很低,从北京到保定才两元六毛钱。到了保定,再花几毛钱乘公共汽车到蠡县县城。然后步行18里地回家。

弟弟回家瘦得不敢脱衣服

1961年,放暑假我回家,到了保定。正好我弟弟应征入伍,到北京参军。我的爷爷很有远见,在我们小时候,就曾预见说:

“小心(指我),长大了要做文官;小科(指我弟弟)长大了,要做武官。”

爷爷是根据我们兄弟俩的不同性格判定的。的确,我们俩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我身体单薄柔弱,性格比较内向,稳重,能忍耐,喜欢读书;我弟弟身体好,有力气,能干活儿,性格比较外向,不大喜欢读书,好打架。也许我爷爷就是根据这些不同的表现做出这样的预测的。

我们兄弟二人的发展,还真的让我爷爷给猜中了,我考上了大学,成为读书人;我弟弟当了兵,很快就当了尉官。一个“文官”,一个“武官”。一文一武,文武双全。

在此之前,弟弟在保定的化学纤维厂当工人,那是引进德国的设备,在国内是建得比较早的化学纤维厂。他参军的那年他刚刚16岁。他是14岁的时候当工人的,用现在的话说,他还未到成年人,属于童工。那个时候,还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录用未成年人也不违法。不管怎么样,能当个工人,在那时候还是许多农民子弟特别向往的,求之不得的。

他刚到工厂的时候是学徒工,每月的生活费才几元钱,后来涨到十几元钱。钱是不多,但毕竟有了工资收入,减轻了我母亲的负担。

他刚当工人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粮食吃,上顿下顿老是吃水萝卜,他在厂里根本吃不饱。离家又很远,家里也不能给他补贴。

听我母亲说,1960年,弟弟过年回家时,晚上脱衣服睡觉,我母亲一看,弟弟的身上很瘦,那腿上也没肉,瘦得都滴里搭拉的,完全就是皮包骨。母亲心疼儿子,伤心地掉了眼泪,一夜没合眼。就是这样,可也不能把弟弟给叫回家,那毕竟是工厂,将来会有发展的。

弟弟怕母亲再看到他那纤细的胳膊腿,就再也不脱衣服睡觉了,每天晚上是和衣而睡。

弟弟到北京当兵

弟弟当兵了,至少有饱饭吃了,母亲自然很高兴。

但弟弟入伍时,母亲也没有到保定送小儿子。尽管从我们家到保定也就是一百里地的距离,乘长途汽车也花不了几个钱。但那几个钱家里还是没有,只好让弟弟一个人离开保定到北京当兵。

幸好,我刚放暑假到了保定,我在保定表姐家住了一两天,到车站送弟弟上了开赴北京的火车。

弟弟先到了新兵连,他们的驻地是在西郊一个叫沙窝的地方。暑假过后,开学了,我一到北京就去新兵连看望了弟弟。

我惊讶地发现,弟弟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那小脸胖乎乎的,红扑扑的,就像是吹喇叭的,都鼓了起来。弟弟的个子比我高,肩膀宽,小胸脯挺了起来,一派威武雄壮的气势。我很高兴,赶紧给在老家等消息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见到弟弟的情景,让母亲放心,高兴。

在新兵连训练了一个月,他们就去了大兴县的安定附近的一个村庄。后来,我到那里看望过弟弟。再往后,弟弟所在的部队是中央警卫团,驻扎在民族宫,在一些中央单位执勤站岗。不久升为军官。

母亲倒卖小土布供我读书

那个时候政府管得非常严格,不允许做买卖,说做买卖是搞“资本主义”。但母亲要供给我上学,得想办法挣钱。

母亲在家是种地的,用我们老家人话说,就是“在土里刨食儿”,哪能挣得了钱?我们当地盛产棉花,有织小土布的传统。棉花用土纺车纺成线,使用那种很落后的织布机,完全是手工操作织成窄幅布。那小土布织得很好,农民穿着干农活很适合,耐磨,结实,又很便宜。我小时候就是穿的这种布做的衣服。在三年自然灾害那些年,我们那里有很多农民出去,到全国各地卖那种小土布。

不过,出门卖布的一般都是“老爷儿们”,妇女基本没有去的。因为出去的时候,要经过很多次的检查,上汽车要检查,上火车还要检查。为逃避检查,要东躲西藏。下了汽车、火车,还要步行很远的路;而且,白天不能走,只能走夜路。要是被政府查了,携带的小土布就要被没收。一般情况,要去到很远的地方,还不能到大中小城市,只能到那些偏远的山区或特别落后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很危险。

那时候,还没有集市,要走街串户,挨家挨户去兜售。因为赚不了多少钱,晚上也舍不得花钱住正儿八经的旅馆,不是睡在火车站、汽车站,就是借宿在农民家里。因此,一般都是大老爷儿们去卖布,妇女是不敢去做这种买卖的。

我的母亲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家里没有男劳力,母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我在北京读书,我弟弟在北京当兵。我上学需要花钱,家里没有人能挣钱。为了省下家里的那点粮食,我母亲舍不得吃,就到别的村子去讨饭。我的爷爷奶奶,那时候都已经80多岁了,他们不能出去讨饭。母亲讨饭还要供养我的爷爷奶奶。她到过很多的地方,有时候要到离家60多里的地方去要饭。因为离我们家太近了,大家都那么穷,根本要不到吃的。

讨饭,只能解决吃饭的问题,我上学要花钱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没有别的办法,我的母亲就把自己当男人使,和我们村的年轻人一起搭伴倒卖小土布。

卖土布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1962年,我的母亲第一次到北京看望她的两个儿子。母亲并不是特地到北京看望她的儿子,母亲平时肯定实在想念在北京的两个儿子。虽然距离北京很近,但她不可能特意来北京看望两个儿子。因为要花钱,她没有这种闲钱。

母亲说,她是到山西大同一带倒卖我们本地出产的小土布,回来时路过北京,顺便看看儿子。

母亲的到来,使我感到很吃惊。我和弟弟陪母亲到天安门、故宫、北海转了转,让母亲开开眼界。还在天安门前留影做纪念。

据母亲说,她是跟我们村人一起到山西的大同、浑原一带倒卖小土布。这些地方,后来我都去过,那里离平型关不远,很荒凉,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

他们出发的时候,不能把货物公开扛在身上,要隐藏起来。怎么掩藏?他们把小土布紧紧地裹在腰里和两条腿上,然后穿上衣服,把自己的打扮得很臃肿,为的是逃避检查。

他们去山西卖小土布的时候,正值夏天,是九月份,天气还很热。大夏天,天气那样热,把厚厚的小土布捆在身上,你说得有多么热。

这一路上,他们舍不得花钱在饭馆里吃点什么东西,是自己随身带了一些干粮,饿了,就就着山边的泉水吃几口,然后接着继续赶路。为了避免身上货物被查扣,他们只能“昼伏夜出”,白天找个地方休息,晚上才敢走家串户。

母亲说,他们怕被查扣,不敢堂堂正正地走那光明大道,专挑那些人烟稀少的崎岖山路走。那小路修在山腰,一边是高高的山坡,一边就是哗哗流淌的河流。要是白天走还可以,比较安全;但白天不能走,也不敢走,只好在漆黑的夜里行走。母亲心有余悸地对我们哥俩说:

“想起来还真的很后怕,那路上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掉如那万丈深渊。要是真的出了事故,你们哥俩连母亲的尸体都找不到。”

我要退学,母亲坚决不同意。

我听母亲这么说,非常难过,也特别后怕,很怕出什么事。我们从小就没有了父亲,家里就剩母亲了,母亲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故,我们兄弟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含着眼泪对母亲说:

“娘,我不上学了。我不让您再为我上学去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回家,帮您干活儿。我长大了,现在什么活儿也能干!”

母亲听我说不上学了,一个劲地摇头摆手,坚定地说:

“以后,我再也不去倒卖这小土布了。咱们村的孩子,就数你有出息,就你考上了大学。这大学,你还得给我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娘再想别的办法,一定要供给你上完这大学!”

我的大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上下来的,您说,我能不好好学吗?我能不学得好好的吗?

先不说对得起别人,我首先要对得起我的母亲。母亲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供我读书,我不能没良心,不能让母亲失望,不能让母亲冒着生命危险的辛劳付之东流。

五年之后,196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表现大学毕业。

当初毕业分配时,学校是要把我留下来在大学当教中文的老师。后来,我们学校的一附中到师大来要毕业生,说需要一个年轻一点儿的毕业生,准备做学校的团委书记。我毕业那年是24岁,在我们教育系所有应届毕业生中数我最年轻,学校就把我推荐给了一附中。我愉快地接受了分配。

在附中,我先是做少先队总辅导员,兼任班主任,年级组长,后又做学校的团委书记。1973年,我32岁时,被选为学校的党总支书记,主持学校的工作。

在当了八年附中的书记,工作十五年之后,1980年,我39岁的时候离开附中,被调回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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